法律語言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在公元前夏代就有了比較完善的刑律,西方最早是在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形成其法律體系。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法律翻譯歷史可謂源遠流長。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與各民族交流更加頻繁,法律翻譯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和國際社會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譯實踐相比,對法律翻譯的研究卻相對落后。國內外傳統上對法律翻譯的研究認為:法律翻譯就是語言轉換,主要從單一的詞句等層面展開,追求譯文對原文的忠實。但這個標準更像是理想化的學術追求,很難在翻譯實踐中得以實現。翻譯達人認為在整個法律翻譯過程中,譯者要先后經過一系列思考決策過程,從語用方面開始,到最后的詞匯處理。在翻譯實踐中,也就是指的從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目的,到最后的語言處理布置。

          雖然法律翻譯、旅游翻譯、科技翻譯、新聞翻譯、廣告翻譯等同屬應用翻譯的范疇,有著翻譯上的共性,但每種應用翻譯都自成體系,有著獨特的內在規律,法律翻譯尤其如此。我們擬從翻譯所涉及的幾大范疇———原作者、源文本、譯者、譯文讀者、委托人、翻譯原則———來探討法律翻譯的特殊性問題,旨在揭示法律翻譯的內在規律,讓法律翻譯學習者和從業者清醒地意識到法律翻譯與一般翻譯的不同之處,從而在翻譯過程中遵循翻譯規律,以嚴謹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從事法律翻譯。還有"翻譯法律"和"法律翻譯"決不是簡單的排列順序上的不同,其體現出一種內涵實質差異,其中的關鍵涉及到法律翻譯主體的"適格性".譯者從"翻譯法律"開始,逐漸掌握法律語言的真諦,最終實現"法律翻譯"的遠大目標,必須歷經漫長和艱辛的努力,否則便將難于完成從"非法律人"到"適格法律翻譯主體"的質的轉換.

        翻譯的難點在于理解。依照斯坦納的觀點,理解也即翻譯,因為語言的產生和理解的過程實際上是翻譯過程,翻譯是語言的基本因素,而翻譯的基礎是作為整體存在的語言。翻譯不比閱讀,不能不求甚解。翻譯理解,一詞一句都得落實,對以精確為特征的法律來說更是如此。正如錢歌川先生所說,“首先要了解原文,只有在認真體會和尋求原作旨意,正確理解原語言的基礎上,譯文才能真正體現原文本意蘊的真諦。古往今來,法律都是精英社會的專利,法律語言歷來以生澀難懂著稱。如法律諺語“公為法之本,正為法之器”便頗讓人費解,其中的“器”字更使譯者頭疼。反復琢磨,方可悟出此言與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句子中的“器”,實際等同“用”,此句話應被理解成“公正乃立法之根本,正義讓法律得以順利執行”,并由此譯為Fairness is keyto law;justice is key to practice of law才行。又如《沈家本論死刑廢除》的作者認為,要在中國廢除死刑,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首先減省死刑、死刑唯一。句中的“減省死刑、死刑唯一”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說法律的術語應該準確的反映語言的特色，相對來說，中文法律詞匯表達起來就簡介易懂了，有些中文詞匯在法律中和日常生活中的用語的區別就沒那么大，可是對等的英語詞匯就會有明顯的語體特征，把法律翻譯成英文就必須體現法律英語的特征。不能用模糊的含糊不清的詞語去表達法律語言。模糊的詞語會給法律翻譯帶來很大的難題，法律的翻譯必須要嚴謹，不然的話標準就很難界定。

          當我們了解了這些，心里就應該明白任何的事情都是與時俱進的，法律翻譯也不例外，特別是在這個新科技不斷的影響下，新事物的產生就要求用新的法律術語來表達，這個時候就生成大量的新詞新，這個時候我們翻譯人員忽視了法律術語的發展的話，是不能與時俱進的掌握這個新詞的真正的涵義的，那也就無法做到翻譯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