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有效的翻譯工作，需要的是從行業術語、文件類型等方面，提取出客戶所要求的知識儲備的人才，并以謹慎態度付出無法用比例來形容的心思心血，這可不是一個輕松的活兒。輕而易舉的說出“信、達、雅”的要求，對于翻譯者，便是要從知識到體力到心理都做好充分的準備。細節是身為翻譯者所看重之一，下面為你列舉幾點：

 

一、人名的音譯
        對于外文的人名一般都是采用音譯的，不過，音譯中也有一些細致的規則。拿很普遍的人名翻譯來說，因為不同語言的發音規則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幾個字母組成的名字，譯成中文，也會不同。需要根據作者的國籍祖籍以及其實際所使用的語言進行翻譯。出版物的人名翻譯標準一般可參照《世界人名大辭典》。比如，一個叫Lampe的人名，如果是德國人、挪威人、瑞典人，要翻成蘭珀；如果是匈牙利人，要翻成蘭佩；如果是英國人，要翻成蘭普；如果是法國人，要翻成朗普……
        而對一些有特定背景和身份的人名，則要注意尊重通用名稱，比如，Bentham，約定俗稱地翻譯成邊沁，而非本瑟姆。有位譯者堅持要用本瑟姆，并堅持別人翻譯的都是錯的。其實這非常沒有必要，反而會帶來混亂。同樣，Holmes，法官就是霍姆斯，而偵探就是福爾摩斯，但是既然眾所周知如此了，如果有人要改變譯法，也會造成費解。再如，同樣是音譯，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思/斯，字不同音同，且一直這樣用，就應該保持這種用法，而不可以用卡爾?馬克斯，馬克思?韋伯。

 

二、回譯
          回譯，顧名思義，即翻譯成某種語言的詞再翻譯回來，廣為詬病的是Chiang Kai-shek（蔣介石）回譯翻成常凱申，Mencius（孟子）回譯翻成孟修斯等名字專屬名詞翻譯的錯誤。此外，一些老外會給自己取個中國名字，如果不知道這種對應關系，也是容易出錯的。比如像暢銷書《尋路中國》作者何偉，如果翻譯，則要譯為Peter Hessler，類似的詞有很多，所以說處處是陷阱。
        《讀書》上曾載朱徽先生的一篇文章《回譯的困惑》，系統地列舉了非常多的回譯錯誤實例，有人名的，有典籍名的，并提到：“這類著述因涉及面廣，專名人名多，又跨東方西方文化，翻譯時自有其特殊的困難。我們期望譯者（尤其是青年譯者）以踏實謹慎的態度，努力擴展視野，增進自身的學術修養，也希望審校者和編輯負起責任，把好關口，保證譯著質量，切莫讓讀者陷在云里霧中苦苦掙扎。”因此，追求翻譯的精確準確，為了避免讀者苦苦掙扎，譯者和編輯需要先苦苦掙扎。

 

三、多人翻譯術語的統一
         當你遇到著作翻譯時，因為篇幅較長，有時會由多人分工翻譯，其中涉及術語的前后統一問題，在譯著統稿以及編輯審稿中是一定要格外注意的。比如injunction，前后就會有譯者譯為“禁令”“禁止令”“禁制令”，同樣的一個詞，在一本譯著中就出現了三種表達，這種在統稿、審稿中應該進行統一。
         上述這種不統一，是比較容易發現的，還有比較隱蔽的，比如，某本書中提到一本雜志Bunte，稿件中同一詞在三處不同的地方翻譯成不同的雜志名稱：《彩虹》《彩色》《邦特》。考慮應該統一為什么，首先需要查明應該譯為什么。而經過艱苦的查詢之后才查明白，其實，既不是《彩虹》《彩色》也不是《邦特》，這個雜志通譯為《繽紛》。在一本十幾萬字，乃至二三十萬字的譯著中，這樣的字眼加起來不過百字，但是一旦發生錯誤對于閱讀會造成很大的困擾，而準確地翻譯，一一敲定。